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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意识形态与后工作的未来

王行坤 · 2022-01-13 ·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与现实》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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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作伦理在当下日益成为压迫性、压抑性的工作意识形态,让现代人不堪重负。在人工智能时代,工作越来越稀缺和不稳定,工作意识形态日益受到质疑,重新审视工作之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变得日趋急迫。本文引入全民基本收入概念来应对未来工作的三种形态:第一种是没有或者只具有微弱内在价值但却具有社会价值、同时短期内又难以自动化的工作,如打扫卫生、照顾老幼病残等;第二种是带有一定“艺能表演”色彩但并无社会价值、让人很难有成就感的工作;第三种是具有内在价值、能够满足人类自我表达与交往需求的“艺能表演”工作。后工作的未来意味着摆脱工作意识形态,让工作不再成为生活与社会的中心,并且创造出更加民主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最终消灭劳动分工。

  本文对汉语中的劳动(labor)和工作(work)做出如下区分:前者指的是与娱乐、游戏不同的一切有用的人类活动,如家务劳动、农业和手工劳动;后者指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崛起以来受雇于他人的活动。在高兹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称为工作社会。不论你持何种信仰、何种立场,都要努力工作,并将其视为人生大事。

  在资本主义之前的阶级社会中,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被统治阶级从事直接性的体力劳动,而统治阶级则从事较高级的文化与政治活动,于是前者被视为低贱的活动(如农业、手工业及家务劳动),为上层社会所不齿,只有与统治相关的政治活动和闲暇才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等级秩序直到近代新教伦理的崛起才有所颠倒:低贱的劳动相当于祈祷,那些通过劳动致富的人增加了上帝的荣光,使“工作伦理”和工作意识形态得以确立。

  但是这种工作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一种压抑性、压迫性的观念,“工作至死”成为常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工作的观念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并且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去探索工作形式的转变,重新审视工作之于人类生活的意义,从而探索最有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劳动形式,并且想象一种后工作的未来。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工作

  现代人对工作的态度无疑是两难的:一方面,工作是我们生活的收入来源与意义之源,是体现我们社会价值的必由之路。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劳动光荣”的价值观,“不劳动者不得食”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另一方面,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对工作感到厌倦,一天下来总是“感觉身体被掏空”,期待可以“明天不上班”。两亿多的农民工面对的是恶劣的工作环境、严酷的工作纪律、长得令人发指的工作时间,劳动对他们来说简直是诅咒、惩罚和折磨,似乎与光荣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劳动光荣”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观念。在古代,劳动从来都是低贱、辛苦且毫无尊严感的活动。例如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末,精英知识分子才开始抬高劳动的价值,后来更有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宣扬“劳工神圣”,劳动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秩序中才算真正扬眉吐气。在此之前,劳动都是“小人之事”,所谓“君子务治,小人务力”。这里的君子小人是社会等级概念:前者治人,后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等体力活动,只能治于人。在古希腊,同样存在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小人”,前者是公民,后者主要是奴隶。前者从事城邦内的公共活动即政治(政治这个词就源于城邦“polis”),这是能够让人感受到自由和光荣的活动;后者则是在私人领域内从事受必然性支配的毫无自由和自豪感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

  《圣经》对劳动观念的态度是比较“中庸”的,因为亚当和夏娃犯了错误,所以他们被驱逐出伊甸园,不得不从事劳动。但即便如此,与古希腊文化和古代中国文化相比,基督教文化还是承认劳动的意义的。作为一种带有平等取向的宗教,基督教强调人人都应劳动,懒惰可耻,但不可过于工作狂,因为这会影响到教徒对于上帝的爱。

  那么在西方,劳动什么时候才变得高尚、光荣的呢?其实这种劳动光荣的观念有一个专有名词,那就是“工作伦理”。在韦伯看来,新教滋长了现代工作伦理:新教徒为了确认自己的“恩宠状态”,无法再借助任何巫术—圣礼手段、忏悔赦罪或个别的虔敬善功而获得保障,最终只能诉诸自己的行为举止,于是出现了“着眼于彼世而在现世内进行生活样式的理性化”。所谓理性化就是通过劳动积累财富,于是劳动或者做工就成了绝对命令。任何对于时间的浪费,如社交、闲聊、享乐甚至超过健康所需的睡眠,都是应该加以道德谴责的。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的说法虽然未曾听闻,但其背后的精神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教徒的懒惰有损于上帝的荣光,现代工人的懒惰则有损于资本家的利润。对此,汤普森写道:“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时间必须有所利用,必须出售掉,使用掉;劳动力白白地‘消磨时间’,这是一种错误。”

  在宗教意义上,劳动就是祈祷,是通往拯救的必经之途;在世俗的意义上,劳动就是德性,是通往财富和幸福的康庄大道。正如莫里斯所指出的:“一切劳动本身都是有益的,这已经成为现代道德信条。”这种观念在莫里斯的同胞卡莱尔那里表现得最为极端。卡莱尔认为工作与让人堕落、疏离的金钱相反,具有高贵甚至神圣的品质:“此世最新的福音是,认识并完成你的工作”,“工作即祈祷”。在卡莱尔看来,工作可以让人回归自然,获得和谐,自我完善,净化灵魂,获得意义和真知,并最终得到拯救,同时也让社会有序运转,总之,工作即福音。

  这样,现代西方就与古代的劳动观产生断裂,即劳动由低贱的营生变成具有重大意义和超越价值的活动。

  当然,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19世纪中叶之前,工作伦理并非当时所有人的共识,更多是当时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新教徒的观念,这些人主要包括农场主、商人、牧师和专业人士、独立的手工业者以及新生的产业资本家。可以说正是这些人创造并且传播了“工作的福音”。

  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机器大工业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工厂内被随意驱使的螺丝钉,他们与那些中产阶级不同,无法把握自己的劳动过程,无法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工作对他们来说不是福音,而是噩梦和诅咒。19世纪中叶以后对工人地狱般境况的记述可以说汗牛充栋。试问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让工人也信奉工作伦理?

  让工人接受于己不利、但于资产阶级有利的源于资产阶级的工作伦理,这种观念不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即虚假意识吗?法国思想家艾吕尔将其称为“工作的意识形态”,并且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的出现依赖如下四个要素: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作变得越来越痛苦,越来越不人道;传统的价值观日益消失;经济增长的需求成为核心价值观;生产过程内部出现管理与被管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工人会通过怠工或造反等方式反抗这种工业生产方式,于是作为驯服工人的工作意识形态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会占据主导地位,当然有赖于各种意识形态机器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在当下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驱使人们卖力工作、肆意消费。

  工作意识形态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勤劳,前者认为工作具有内在的价值和意义——如卡莱尔所指出的,而后者多为生活所迫。事实上,在农耕文明中,勤劳是更为常见的现象。有人类学家认为,所谓的勤劳源自于一万多年前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似乎带来了更高的文明,但也为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操劳和更少的选择。萨林斯指出,约翰·穆勒说到完全省力的方法时说,从来没有人真的发明过什么可以节约劳动力的东西——其实,马克思也多次引用过穆勒的这句话。在农耕文明之前的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每天只需劳作3-5个小时,那时人们更为平等,没有竞争的压力,因此总是可以享受很多的闲暇。

  工作社会的工作意识形态让勤劳的观念变本加厉,驱使着所有人为生计疲于奔命。在工业社会中,失业人口无疑面对最大的压力,他们是彻底的失败者。失业不仅意味着生活无着,而且还意味着精神的损伤。有研究表明,相比于失去爱人或经历一场改变一生的伤病,失业所带来的创伤更难抚平。失业者难以逃脱工作的魔咒,这正是工作意识形态最为危险的地方,它可以与人的收入、任务以及功能脱钩,更多关乎的是我们的身份。没有工作,我们什么都不是。

  二、工作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有一个称呼,那就是雇佣奴隶。工人将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出卖给雇主,这是一种没有人身依附的奴役,其表现为雇主可以对雇佣奴隶随意驱使,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增加他们的劳动强度。在社会与政治领域,似乎人人都自由自主,而一旦进入生产领域,就必然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工厂专制主义”:工厂的管理者对劳动者拥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因此也有论者将生产场所称为“私人政府”:“这个政府不承认任何能够摆脱监控的私人自主领域。”我们可以笑骂政客,但我们必须对老板恭恭敬敬,因为工作场所依然是最不自由的场域。

  其实工人相当于奴隶的观念不唯马克思主义所独有。桑德尔也指出,这种雇佣劳动与自由和公民精神相互排斥的思想在美国内战前就占据主导地位:“多数美国人,从北方的劳工领袖到南方奴隶制的支持者,再到自由土地党人,再到林肯的共和党,尽管存在分歧,却都赞同工资劳动与自由是不一致的。”

  虽然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风起云涌,资本主义世界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福利逐渐得到了改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变革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和技术进步开始对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进行反击,其结果是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不稳定,劳工的力量越来越弱。这是全球性的事实。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会不断解体,工人的力量不断萎缩,每一次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工人接受更多的规训乃至更多工人变成过剩人口的命运。正如马克思所说:“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技术的应用下,技术的进步总是意味着工人劳动境况的相对恶化。尤其是到了20世纪末,生产力增长更快,但就业人数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所导致的失业型复苏,而且这种失业的趋势在现有社会制度下是不可扭转的。

  那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一、二产业所雇佣的人数比重依然偏高,而这些产业都是很容易被自动化的领域牛津大学弗雷和奥斯本于2013年所发表的一篇广为引用的研究表明,美国有47%的工作岗位面临自动化的风险(他们说的是未来10—20年的事情),据此推算中国的比例则高达77%随着自动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体力类的工作,甚至很多知识性的白领工作都可以因为机器智能的发展而被自动化,只要这些工作是程序性和重复性的,如电话销售、银行出纳、医疗诊断、法律文件的处理甚至比较标准化的写作等。

  但有人会反对说,即便会出现大规模的自动化,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产品的价格势必大幅度下降,那么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必然增长,这样会导致对劳动力更大需求。另外,也会有新型的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这也会吸纳剩余的劳动力。在过去200年中,自从工业化开始就有人担心技术进步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但事实证明这些人是杞人忧天了。

  那么,当下的人工智能技术会带来根本性的转变吗?麻省理工学院的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给出的是肯定回答。人类对商品的需求可能是有弹性的,欲望也的确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但这种弹性并不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人类并没有商家想象的那么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即便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价格有所下降,这也未必意味着我们将要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那些被抛出原有就业岗位的人可能跟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因为新创造出来的就业要么是高技术含量、高收入的工作,只有少数人能胜任,所谓的教育培训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让中低层劳工胜任高层次的工作;要么是技术含量极低、收入也极低的零工(就像当下的各种网络平台所派发的那些工作,最典型的就是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中等技术、中等收入的工作会因为自动化对程序的分解而越来越少。自20世纪末美国的就业呈下降趋势以来,工作的增长与生产率的提升相分离。其结果就是就业的两极分化:一边是极少数的高端人才和中层员工,另一边是大多数打着多份零工、惶惶不可终日的不稳定劳工。据估计,当下全球缺乏社会保障的不稳定劳工已占到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不加控制,未来这个比例还会扩大。

  因此,未来也许并不是工作的终结,而是中产阶级工作的终结,而那些难以被自动化或者自动化成本高于人力成本的零工则会大肆泛滥。有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从事零工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是36%。

  三、全民基本收入:让收入与工作脱钩

  这些零工往往不能给劳动者带来体面的收入和身份的尊严。但我们真的需要一份工作吗?事实上,当我们说需要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其实是需要一份收入,让我们生存下去的收入。正如波兰尼引惠特利主教的话所说:“人乞求工作时,他求的是报酬而非工作。”因为绝大多数工作都让人感到没有尊严、没有自主性甚至失去自我,于是收入就成了唯一的求职动机。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组织于2013年对142个国家的23万名全职和兼职员工进行的调查显示,仅有13%的员工对工作充满热情和干劲,约63%的人对工作“并不投入”,另有24%的员工则“消极怠工”,对工作相当厌恶。换言之,90%的人为了报酬不得不忍受工作中的沮丧与挫败。工作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一种虚假意识,其压迫性和压抑性也变得日益显著。

  “劳动光荣”在革命时代曾经是有效动员工农大众的意识形态,但当下——很多工作岗位趋于消失,只有少数能够带来荣誉感和成就感的高层次工作被创造出来,剩下的大多数岗位要么是暂时还无法自动化的以照看为主要内容的情感劳动,要么是劳动力成本足够低、难以自动化的低端工作——绝大多数工作不可能为我们带来满足感和光荣感,甚至难以维持我们的生计,劳动光荣成为空洞的口号,很多人也无工可做。

  对于那些低收入、只能给人带来挫败感或者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工作,人类学家格雷伯将它们称为“垃圾工作”,如游说人员、电话销售、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等。正如格雷伯所指出的,各种各样的服务部门雇用大量人口去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其目的不是经济性的,而是道德性和政治性的。统治阶级不希望看到一个拥有大量自由时间的劳动人口。这种政策也符合我们所说的工作的意识形态,争取让人有工可做,藉此维持对大众的压制和管制。

  工作意识形态的压迫性日益明显,强制劳动者“主动”加班,“主动”接受令人不愉快的工作,掏空劳动者的身体和灵魂,甚至让他们工作至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社会中出现拒绝社会工作的现象。所谓社会罢工相对于工厂罢工而言就是说,既然整个社会因为资本的实质吸纳而变成工厂,那么积极从事社会生活的人都是社会工人,他们在积极生活的同时就在创造价值,而那些拒绝任何社会活动,将消费压至最低程度的蛰居族就像工厂工人罢工一样,进行的是社会罢工。这是对社会以及社会所提供的工作的拒绝,其结果造成了人的潜能的巨大浪费。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期待工作的终结以及后工作时代的到来。

  凯恩斯在1930年所发表的著名演讲《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中预言,100年后,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10—15小时,那时“我们将尊崇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分分秒秒都过得充实而美好,这些心情愉快的人能够从事物中获得直接的乐趣,就像野地里的百合花,既不劳苦,也不纺线”。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探讨类似的问题,这在今天看来不免显得荒谬,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劳动时间大都维持在每周40小时左右,很多人甚至生活和工作在所谓的24/7体制中,即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随时都要处于“待机”状态,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而满足资本无限增殖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的界限日益模糊。

  凯恩斯的预言真的是荒谬的吗?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劳动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人类的劳动时间本就应该大幅降低。截止20世纪80年代,各个国家的劳动时间的确是持续下降的。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劳工的力量被削弱,公司可以雇用更少的人来做更多的工作,这既可以减少公司的成本,同时也可以用剩余劳动人口(失业者)去规训在职员工,让他们变得更驯服。这样就造成了有工作的人工作至死,没工作的人忧郁致死的荒谬后果。

  因此,当下有很多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提倡“全民基本收入”或“无条件基本收入”来应对这些问题。所谓全民基本收入,就是让收入与工作彻底脱钩,不设置任何门槛,让收入所得者可以基本维持生活。这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收入,其根本特征为:付给个人,与受益人的家庭状况无关;普遍性,与其他来源的收入水平无关;无义务,与是否有工作或者是否有工作意愿无关。

  这似乎与我们“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箴言背道而驰。但是随着生产越出工厂的高墙而蔓延到整个社会,即整个社会都被资本所吸纳,工作与休闲的界限趋于消失,工作与非工作的界限趋于消失,“价值的生产不是个体性的,而是集体性与社会性的,因此无法再以任何一个个体或者一组个体的劳动时间为标准进行定位与度量。知识、信息、交往与情感都是社会性与集体性的生产,因此,它们的价值无法以任何个人的劳动来度量”。既然无论每个人有没有工作都在参与社会生产,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尤其是处于大数据时代中国,7.3亿网民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海量数据,相关公司可以借此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生产的符码、图像、信息甚至社会关系等都可以被资本所捕捉,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进社会的生产中,为社会提供“免费劳动”。哈特基于产业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历史转变指出,非物质劳动将所有人都裹挟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因此所有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基本收入,或者说公民收入。

  全民基本收入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可以无条件地获得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社会工资,这样我们便可以不再为了谋生而去从事毫无成就感的垃圾工作——很多福利措施的思路是为了防止穷人偷懒,让穷人不惜一切代价变得忙碌起来,所以只补贴那些有工作或者积极寻找工作的人,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强制劳动——可以和雇主讨价还价,从而争取更好的待遇、更人性的工作内容和更民主的工作环境。

  当然,有人会反驳说,这种免费午餐式的福利政策不会养懒汉吗?那些什么都不做就能领到钱的人难道不会随手就把钱挥霍掉,不会整天游手好闲吗?全民基本收入虽然没有得到大规模施行,但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展开过试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领到钱的人都将收入用于正途,改善了自己和所在村落或社区的生活。其实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思想早已有之,而且也不是左翼思想的专利,很多右翼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也支持这种观念,如弗里德曼和哈耶克。1968年超过1200位经济学家联名给美国国会写信支持这一政策,尼克松也差点将该政策变成法律。

  人们之所以难以接受全民基本收入,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认为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赚钱,一旦不工作也可以有收入,那么我们自然会选择游手好闲。韦伯指出,加尔文有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民众”即劳动者与手工匠大众,只有在贫穷中才会继续顺服于神。荷兰人将这句话“世俗化”为:人民大众唯有受迫于贫困时才肯劳动。当然,这种思想因为斯密而广为人知。斯密确立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思想,任何活动都要诉诸“利己心”:

  每一个人的利益,在于能过着尽可能做到的安逸生活。如果对于某种非常吃力的义务,无论他履行与否,其报酬完全一样,那他的利益至少是通俗意义上的利益,就是全然不履行义务。

  正如波兰尼所概括的,在经济人的政体下,如果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就可以生存,那就没有人再愿意为了工资而工作了。但波兰尼说的是经济人的政体。从人类学的视野来看,为工资而劳动并非人的惯习。波兰尼根据社会人类学、原始经济学、经济史等材料指出,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全都是站不住脚的,关于劳动则结论如下:劳动之后期望得到报酬并非人的“本性”;将劳动付出缩减到不能再减的最小值,对人而言并不是“自然的”;劳动通常所依靠的激励并不是获利,而是互惠、竞争,对工作的享受以及社会认可。我们需要想象一种与主流观念中的工作形态(以斯密为代表,认为劳动是一种负效应,一种必要的恶)有所不同的劳动形态。

  四、未来工作的三种形式

  米尔斯区分过两种工作观念:一种是认为工作没有内在价值但不得不做的观念;另外一种则是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具有内在价值和意义的工作观念。“在这个非凡时代(即文艺复兴——引者注)里,一些人意识到,工作能够促进而不是延缓人们作为人的发展。通过自己的活动,人可以实现一切;通过工作,人可以成为造物主。”但米尔斯认为这两种观念都没有对现代人产生太大的影响。对大多数雇员来说,工作有一种普遍的不愉快特质。

  随着基本收入的确立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收入与工作脱钩,同时很多工作行将被消灭,那时工作的意识形态将不攻自破。很多人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即不再工作时,就不会再感到担忧或羞耻,而他们恰恰可以从事有意义、有创造性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此,“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劳动指的就是消灭雇佣劳动,即消灭现代意义上的工作。那么,未来时代的劳动到底会表现为何种形态?

  当雇佣劳动被消灭,人们势必去探索符合自己兴趣和性情的活动。傅立叶将其称为“情欲引力”,其所表现出的取向都是合乎人性的(因此不需要道德伦理的压制和收入的强迫)。在傅立叶看来,在文明制度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再指望从工作中获得快乐,而只能从工作以外的场合中得到短暂的愉悦;“而协作制度却把各种快乐都应用到已经成为诱人的工作之中”。在此,每个人每天可以从事七、八种活动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引力,这样才不会感到枯燥、无聊或痛苦。工作的多样性和自主性都是保证劳动吸引力的关键要素。

  从工作中获得快乐甚至爱欲上的快感,这种观念因为马尔库塞而广为人知。马尔库塞指出:“把劳动转变为快乐是傅立叶的宏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的核心思想。”马尔库塞的爱欲其实很接近傅立叶的爱欲引力,指的都是人的感性活动和需求,如艺术、手工、友谊、对智识的追求以及不以生殖为目的的爱意等,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而爱欲只能在一个没有压抑、消灭雇佣劳动的社会之内才可能得到实现。马尔库塞后来将其称为“新感性”。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新感性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弥合艺术与工作、快乐与工作之间的缝隙。那时,随着压抑的消失,所有人类活动将表现出席勒意义上的游戏性质:在一个真正人性化的文明中,人类的生存将是游戏而不是劳苦。

  那么,这种富有快感的劳动如何才能实现?人的劳动真的会变成游戏吗?马克思本人也承认,要创造出“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具体的主观和客观条件是什么,马克思没有明说。但从我们前面的分析来看,主观条件自然是消灭工作意识形态,让人们敢于在雇佣劳动之外去尝试新的活动——这也正是意大利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思想所提倡的“拒绝工作”思想的主张。所谓拒绝工作,并非拒绝所有的劳动,而是拒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的雇佣劳动,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并构建新的协作关系。这是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实现”,也是前面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工作观。正如威克斯所说,拒绝工作意味着拒绝作为最高天职和道德义务的工作意识形态,拒绝将工作视为社会生活的必然中心和取得公民权的手段,拒绝资本主义对生产的操控。

  至于客观条件,当然在于消灭雇佣劳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程序性、机械性和重复性的劳动很容易被取代,如与广告相关的各种推广销售,各种各样单调无聊的文职工作等,这些基本都属于格雷伯所说的“垃圾工作”。如果全民基本收入得以确立,人们则有资本来拒绝这些工作,而这些工作最终将会消失。反倒是像清扫垃圾、打扫厕所等让人几乎不可能有成就感或愉悦感的活动,因为情境依赖性非常高而属于高度技能化的劳动,从而难以自动化。傅立叶的解决方案是提高这种活动的报酬,用高收入补贴低成就感和低愉悦感。同时,因为儿童还没有体面等虚荣的观念,因此可以让他们从事一般我们所认为的脏活、粗活。这其实不无道理,当代也有后工作理论家认为,这些公共服务必须得到普及,“所有工作均由大家分担,包括脏活累活:事实上我们建议公共服务岗位的薪水以逆向付酬为原则。这意味着工作越辛苦,越有助于增加公共品,工资就越高,例如垃圾收集、街道清理、重工业工作、重复性的科层制工作、照顾小孩和老人等。随着工作价值实现增长,新技术得到开发,上述工作所需的时间将会缩短”。其根本在于我们认识到有些工作并没有内在意义,即便它们具有外在的社会价值,但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创造更多的此类工作来维持就业,而是要摆脱工作意识形态,缩短工作时间,同时尽快通过新技术去消灭这些工作形式。

  因此,剩下来的劳动形式是符合人类表现自我、能够与他人建立积极关系的非工具性活动。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劳动相对于自动化机器体系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并且随着社会个体在各方面的发展,我们或许真的可以每天从事多项符合自身兴趣的活动而不必担心影响生产(那时的生产必然也是节制的,是生态友好的,因为当前的资本主义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将有可能彻底消灭劳动分工。

  另外,这些活动都需要我们将自己呈现出来,从而进行最大程度的协作和交往。这不仅限于演艺人员、教师或医生等职业,手工艺人乃至于所有的活动都具有维尔诺所说的“艺能表演”特征:需要观众在场;需要公共空间来展开工作,如钢琴家、舞蹈家或歌手。这些活动注重过程,遵守一定的美学规则,基本没有终端产品。在泰勒制和福特制生产方式中,工厂内的工人之间彼此隔离,因此并没有观众在场,没有人会注意你的劳动过程和产品,就像没有人会注意自己的劳动过程和产品一样。而随着劳动者之间主动的交往协作变得日益重要,生产空间内的每个人都需要其他人的积极协作和配合,因此生产空间成为展现个人性格、才能、技艺即艺能表演的空间,正如维尔诺所说:当“主体的”协作成为首要的生产力,劳动的活动就展现出明显的语言—交往特质,而这就需要其他人的在场。这就意味着在生产空间内也存在着相互的交流与协作,即也存在政治,这恰恰是人们在生产空间获取意义的根源。

  在古希腊,所谓“白痴”指的是不参与公共事务、停留在私人领域内的人或行为。就工作场所是“私人政府”而言,里面的劳动者都是“白痴”,因为他们在里面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即政治;唯有当劳动者参与到公共表演和政治之中,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因此,恰恰是在雅典城邦中,“政治主体在表演中并且通过表演得以构建”。因此,当下的任务必然是把“私人政府”公共化,改变工作场所内的生产关系,让其成为劳动者进行政治表演即主体化的场所。

  在非物质劳动占据霸权的当下,政治不再局限于城邦,而是蔓延到社会工厂中,那时作为艺能表演的工作也将直接具备政治性。与语言、符码、图像、信息和情感等相关的非物质劳动是艺能表演的载体。但这种艺能表演性质的劳动不会自动带来人们自由的自我表现或者令人感到愉快的社交关系。很多时候这些劳动者更像是米勒笔下推销员洛曼的原型:“他们就像是艺术家和演员,出售的产品首先是自己,在一个要么无视他们,要么彻底鄙视他们的世界中,心中永远想着要成功。”这虽然也是一种艺能表演形式的工作,但是并不能给人带来意义感,因为这种推销工作更多遭遇的是不可避免的嘲讽和徒劳的努力。这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应该被消灭的“垃圾工作”。今天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通过网络进行的推销更为精准有效,人工推销员这种工作形式正趋于消失,而其他情感性、服务性甚至是数据信息处理性的工作也可能遭遇类似的窘境。

  因此,根本在于尽力去消灭那些本身没有意义感或者成就感的具有艺能表演性质的工作(这种工作会掏空人的身体和灵魂,是彻底的异化),而使收入与工作脱钩的全民基本收入则可以使其有资本拒绝这样的工作,从而使这种工作要么自动消失,要么通过更先进技术的开发而得到自动化。在目前无法进行自动化的现实下,对那些具有社会价值的工作(如餐饮服务)也应该进行逆向付酬。那时,剩下可能为数不多的带有艺能表演性质的工作,则可以成为既能满足人类自我表达欲望,又能实现社会交往的具有自我实现感的活动。

  我们可以根据工作所带来的人的自我实现感(人与自我的关系)、社会价值(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生态友好程度(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未来的劳动划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短期内难以被消灭、没有或很少自我实现感和愉悦感,但是具有社会价值而且是环境友好的活动,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社会友好工作,这种活动应该通过逆向付酬和众人分担的方式来完成;第二种是所谓的白领工作,它们很难带来自我实现感,而且基本没有社会价值且环境不友好,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垃圾工作,这是应该通过基本收入而尽快消灭的工作形式;最后一种则是具有公共性、自主性,能够给人带来意义感和愉悦感且环境友好的艺能表演工作(也就是马尔库塞所期待的劳动形式),这种劳动形式应该尽可能平均分配,让所有人投入这一项活动的时间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可以像傅立叶所号召的那样从事多项活动。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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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艺能表演性在社会友好劳动(如照顾老幼病残)和垃圾工作(如销售)中都有体现,但这些工作的自我意义感或实现感比较低,因此我们专门用艺能表演劳动来指代那些可欲的活动。

  综上,所谓后工作的未来意味着我们摆脱工作意识形态,不再将工作作为生活的中心,不再将其视为生活意义的来源,认识到“非工作不再是一种神经症症状”,那时,我们就可以毫无生存压力地从事多项工作,或者选择不工作(退出劳动力市场,但从事有意义的劳动),作为社会个体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从而确立更为民主平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并最终消灭劳动分工。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 曲轩)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与现实》2018年第6期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项目编号: 14BZW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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